“领导带头，万事不愁。”朴素的话语道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不论是干事创业，还是改进作风，领导干部带头示范至关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领导干部在各个方面都要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这是一种有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过程中，领导干部是党性党风的践行者，是道德品行的示范者，是改革发展的引领者。以上率下，是为政之德，是立身之本，是成事之道。正是因为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领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才能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开创性进展、突破性变革、历史性成就。以上率下的工作方法，不仅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身教”传统，而且弘扬了我们党抓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更在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华文化历来强调“身教重于言教”，《论语》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后汉书》有云：“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领导带头是鲜明的指引，上级垂范是无声的号令。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领导干部带头冲在前、干在先，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关键。革命年代，在枪林弹雨中，干部在前面一冲，不用

12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要求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干事创业没有捷径可走，脚踏实地方能行稳致远。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强调：“脚要踩在大地上。我们干任何事情都有内在规律。要科学有序安排开放节奏和进度，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启示我们，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唯有一步一个脚印干实事、出实绩，才能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当前，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但经济发展中的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党员干部越要以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一锤接着一锤敲，确保责任不缺位、工作不断档，以脚踏实地的作风和埋头苦干的韧劲，将发展蓝图一步步变为美好现实。深入调查研究是把握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重要方式，是干实事、出实绩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毛泽东同志到江西寻乌进行调查研究，一待就是20多天，写出8万余字的《

“表态不如表率，身教胜于言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间常说的一句话，凝练着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对知行关系的深刻洞见，揭示了为官从政、干事作为的真谛：言语的表态固然需要，但行动的表率更具力量。领导干部既要表态更要表率，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以担当带动担当，以作为促进作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深刻理解并践行这一理念，对于凝聚人心力量、推动事业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表态与表率，虽一字之差，境界却大不相同，映照着知与行的辩证关系。表态，是通过言语表明态度、宣示立场。表态不可或缺，有助于统一思想和明确方向。但倘若止步于说的层面，或若做与说南辕北辙，再动听的承诺、再庄严的宣誓都将成为镜花水月、空中楼阁。表率，则是依靠自身的实际行动来树立标杆、作出示范，强调以身作则和以上率下。正如《论语》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相较于表态，表率的关键作用在于实现从认知到实践的关键飞跃，完成从“说得好”向“做得到”的根本转化。只表态不表率，犹如仅播种而不耕耘，终究难见收获；既表态更表率，方能达到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的境界，最终取得丰硕的实践成果。“行胜于言”的实践智慧在中

【我是这样做学问的】我始终感到自豪的是，我是共和国同龄人，是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1949年，我出生在河南南阳。如今，早已实现了清华大学提出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目标。我常常对学生讲，要把做学问当作生命的存在方式。这种对于做学问的敬畏，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当水兵的难忘经历。茫茫大海与无垠风浪，锤炼了我的精神韧性，磨砺了我的意志品质。做学问何尝不是另一种“守海”，需要日复一日的钻研与探索，乃至于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定力。中原大地的质朴，教会了我对待学术研究的严谨求实，无声地滋养着我的精神世界。1973年，我进入郑州大学政史系学习，毕业后留校在哲学系担任教师。从这时开始，我的一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带着学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打下了受益至今的理论研究基础。1979年，我考入河南大学政教系读哲学研究生。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知识学习，总有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改革开放带来浓郁的思想解放气息，推动着我更加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和思考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探索，贯穿着我的学

福建东山县原县委书记谷文昌曾以一个看似微小的称谓改动，书写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生动篇章——将“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49年6月，一批从淮海战役溃退的国民党军队进驻东山，因为官多兵少，自称“再生部队”。怎么个“再生”法呢？靠抓丁，抓满一个排的，排长升连长，抓满一个连的，连长升营长。次年5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在撤退之前，从只有83000多人的东山岛，先后3次抓走壮丁4000多人。其中，只有298户1334口人的铜钵村被掳走147名壮丁，遭此浩劫的铜钵村，三日不见炊烟，从此成为远近闻名的“寡妇村”。一个人被抓走，他的家庭，加上社会关系至少涉及10个人，这样，兵灾涉及的人数接近当时全县总人口的一半。他们既要承受骨肉分离之苦，在政治上精神上还面临着“敌伪家属”艰难的困境。东山解放之后，对这些饱受兵灾之苦的群体如何定性，关系到是否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关系到新生政权能否得到最广大群众的支持。谷文昌认为：这些被国民党抓走的壮丁，都是穷苦的农民，他们是被国民党军队用刺刀绳索强行掳走的。国民党造灾，共产党要救灾，一定要帮助他们脱离苦难。于是，在谷文昌的积极建议下，县工委形成共